北大中文系的韩毓海教授，北人南相，放在鲁迅笔下就是奇人——“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他的朋友，著名出版人高秀芹谓之“怎么看都像江南才子，从性情到文字都不像山东人。”但是他在二十年前一篇感念“山东人厚道”的小散文《吾乡大道》里就说过，山东人的儒家情怀是零存整取。在思考家国问题时候更是如此。以中文系出身却能纵论财政大历史，观察中国大变局，视野奇崛，文字磅礴，不拘小节。《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为典型。

5月22日晚中信大讲堂，韩毓海教授是抱着一大摞书上讲坛的。看得出来，那些书都已翻旧了。是些什么书？在演讲中可以找到答案。

演讲题为《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韩教授说，标题应该是中国的改革与“治理”更合适。“治理”这个词，本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过在话语领域，往往被诸如“民主”之类更时髦现代的词遮盖。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民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韩毓海说，听习近平总书记谈治理，与一般社会科学谈治理不同，具有宽阔的视野。这个视野包括三个部分：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以及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

习近平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韩毓海说：“反过来说，有治理能力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强大的中共治理能力背后形成治理体系了吗？”

那么韩毓海如何来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体系？

演讲堪称一场读书报告会。韩毓海抱来的每一本书都事关一个时代的治理经验。看似不成体系，但了解韩毓海著作的人会听出其中隐含的脉络。数年前，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出版，气势恢弘，既超出一般中文系学者思维格局和视野，也不同于拘泥历史细节考据的历史研究。纵横捭阖，高屋建瓴，多少有些司马迁时代文史一体，历史、政治、家国情怀合一的影子。虽然一些专业细节也遭诟病，但不拘小节的气魄给人的思想冲击极大。在那本书中，他回溯五百年中国与世界之大变局，反驳了明亡于闭关锁国、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满清入侵，而晚清资本主义又未能充分发展的成见，提出大变局并非始于1840，而是肇始于明代国家与基层整合的失败。当明朝无力统一自主财政税收体系，却满足于依赖美洲进口白银作为硬通货支撑财税体系，虽有一时之便，却就此埋下国家能力瓦解、买办兴起、外强入侵的祸根。

他的论述以大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横贯东西，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从康德到黑格尔到尼采又马克思，今日还宣称要通过马克思回到儒家。韩毓海的论述让人惊叹：书还可以这样读！在中信大讲堂，一向纵才率性的韩毓海忍不住埋怨当代学院的马列教学：把马列讲的如此枯燥。称当年在北大找不到人真正研究马列，不得不自己阅读研究，才有了《一篇读罢头飞雪》。

不过他埋汰最多的还是中文系，整个演讲十八次提到中文系，批评古往文人之不靠谱：空于情怀甚至道学，却没有治理国家的真才实学，于财政司法军事一窍不通，才有晚明无人可用的败局。他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更进一步追问什么才是文化。站在清代军机处朗润园万众楼的屋檐下，韩毓海说：“我以前以为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才是文化，后来发现那些不是文化，财政税收司法军事思想才是更高的文化。看那些诗词，我不如看那些大臣们伟大的奏折。那些伟大的奏折，从商鞅开始要求秦国富强的奏折，一直到康有为要求皇帝迁都、变法、聚合、公车上书这些奏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宝贵的财富，而中文系从不讲这些。中文系讲的是那样的中国人，他为了一点点个人的感情，因为一次失恋、挫折，突然瘫倒在地，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他忘记了聚合、变法、迁都这种中国文化的刚强的文字；他忘记了柳宗元所写的，忘记了王安石所说的‘理天下之众者在财、理天下之众者在法’，让我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至于演讲结束后有听众不无玩笑地提问：若是把今天内容提炼一下写个折子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