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客观形势到底如何？媒体与学界对经济现实的解读离谱到了何种地步？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如何被误导的？都有哪些问题？让我们从新旧两届政府交班的2012年时代说起。
一
近年来，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描绘为国（国企）进民（私企）退、高速低质、国富民穷，而我认为这一描绘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对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的特征概括为：国进民进，高速高质，资富劳穷。首先，国进民退根本不存在。其次，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不仅体量、规模空前庞大，而且其质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中国各个产业到2012年的时候，已经大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有的甚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根本不像媒体宣扬的那样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对此可参阅拙文《中国缺乏科技创新何以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等）。2014年7月，李克强视察南车株洲车辆厂与研究所时，就直言“没想到技术进步这么快”。没想到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或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有三种走向或选择。第一种，是最优选择，即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继续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维持国民共进、高速高质，在此基础上，再分好蛋糕，调整劳资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第二种是次优选择，即继续维持胡锦涛时代的局面，不做大的改变，但是，这种选择面临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因为不仅是右派、而且“左派”要求“改革”的呼声都很高。在2012年，上届政府已经显示出对自己的经济政策逐渐失去了信心。第三种选择，是最坏的选择，就是接受“自由”派或右派的主张。自由派的观点也可以被表述为一种“蛋糕”论：随着中国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掠夺资本——自由派要将其都装进自己口袋里面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这完全是一种“抢蛋糕”论——既不做大蛋糕，也不做好蛋糕，只讲抢蛋糕。为此，自由派制定了一个“危机倒逼改革”战略。从南方周末到财新传媒，从传统媒体到微博，右派掌控了中国的舆论，他们要通过舆论来倒逼政府采纳他们的意见，进行他们喜欢的改革。他们的舆论宣传战略的内容大致有如下层次：第一，宣扬经济改革停滞；导致第二，经济即将崩溃；为此第三，必须得深化改革。
先讲讲自由派鼓噪的“改革停滞论”。经济方面，自由派主要诉求就是全面私有化，所有宣传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92年以后，那时候我还年轻，有些事情当时并不理解，现在回想一下，感觉那时候自由派似乎称得上是上顺风顺水的，他们对改革进程也基本满意，怨气不大。2001年入世后，自由派甚至可能认为形势不可逆了，比较乐观。2002年后，形势逐渐有所改变，自由派的怨气就逐渐变大了。2003年，成立了国资委，意味着经过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后，剩余的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基本不许再进行私有化了。2004年-2005年，政府又收拾了靠诈骗手段企图鲸吞国企的顾雏军，自由派遭受了较大狙击。此后，国企出人意料地开始做大做强。于是乎，自由派就开始鼓吹中国改革停滞了，像吴敬琏，这两年就带头大肆宣扬改革自2003年起陷入停滞，一停就是十年，矛头直指胡锦涛这一届。吴敬琏们无非是说，这么大的蛋糕，这么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光全球五百强就有八十家左右，你们竟然不让我们瓜分了，我们能不跟你们急吗？我们能不攻击你们停止改革了吗？这些年国企做大做强，明明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本事（参阅拙文《国企其实是科技创新的典范》、《重新评估国企的竞争力》等），可自由派颠倒黑白，硬说国企靠的是垄断，其实垄断国企只占国企的极少部分，且垄断国企如铁道部、国家电网、中石化等，是很高效的。
2008年后，自由派攻击改革停滞又有了一个新的重要领域。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用大规模的四万亿宏观调控令经济止跌回升（当然细节方面有不当之处），这令自由派大为不满甚至恼怒。他们本来认为，西方都不行了，中国更得不行了，没想到此消彼长，中国竟然脱颖而出，让西方相形见绌，他们怎能不恼怒？他们夸大四万亿的负面作用及不当之处，全然不顾四万亿令中国经济避免了希腊式倒退或美国式停滞的糟糕局面。“政府干预加强”，成为自由派攻击改革停滞的又一个口号。媒体天天鼓噪说当前经济下行是08年4万亿的后遗症，这纯属胡说。美国经济到现在还停留在2007年的水平上，难道是因为4万亿后遗症？希腊长期负增长，也是因为4万亿？经济下行，2013年之前是因为经济自然波动以及国际拖累，2013年之后又加上了政府故意加重这一趋势的因素（对此我后面有详述）。
自由派宣称，国企做大做强，就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根本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私人资本的比重一直在提升，国资比重一直在减小），政府干预，就是反市场，就是靠“打强心针”来维持经济；打强心针的重要表现据说是地方债务危机加重，这一危机将令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自2011年起，自由派大肆鼓吹这一论调（该论调直至2013年11月审计结果出来，政府整个债务还不足GDP40%显示非常安全，在此后才有所减弱）；国进民退与打强心针，令中国经济光有规模没有效益，光有速度没有质量，光有低端与山寨没有高端与创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中国经济重则即将崩溃，轻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停滞不前了，这是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鼓捣出来的名堂）。
现在就到了第三个层面。为了避免崩溃，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自由派要求深化改革，即“改革再出发”。深化改革的内容，第一就是瓜分国企，理由是不瓜分国企，市场经济就不完善，经济就好不了。第二，就是降低速度，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提高质量，才能完成结构调整，才能完成产业升级。降速提质论纯属胡说八道，经济领域，只有加速提质，不可能有降速提质，降速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降质。如同西方，深陷危机，速度降低了，质量也下降了或止步不前了。自由派这一套逻辑，其实是“休克疗法”的另一种形式或表现而已。休克一下，经济就会好转、就会健康的，可事实证明，只要休克了，要想恢复健康是很难的，相反，像苏联，休克了以后，就一蹶不振了，由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自由派打着“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旗号，恰恰将中国引向了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仅仅因为坚持说中国经济未来能够维持高速增长，就遭到了媒体的围攻。
过去自由派主要是“唱衰中国”，不料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唱衰，反而在2008年后更为强大，于是自由派在唱衰之外，自2011年起，又采用了“诱衰中国”的战略。“诱衰”，是我发明的一个词。降速提质论就是进行“诱衰”的理论。
二、
实践中，自由派的战略也可以称之为“舆论宣传倒逼改革”：掌控舆论者强行制造出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舆论，让这种舆论冒充现实，以现实的名义逼着政府做出改革决策。在舆论方面，尤其是经济舆论方面，自由派是一统天下的。自由派制造的舆论共识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新一届政府受到了这种舆论的压力与误导。三中全会决定就反应了这种舆论的影响。
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不久，我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对之逐条逐句地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三中全会在国企改革、速度与质量、税收、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基本都是采纳自由派的。快一年过去了，我敢说，我的《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决定》出台后，自由派一片欢呼，是不无道理的。
曾被我面斥为“投毒犯”的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于2013年12月初，三中全会不久，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毛泽东模式与市场改革》，称“这次会议（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成果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从去年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可以找到影子。该报告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写，李克强总理是该报告主要的内部发起者，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也对该报告表示欢迎。”佐利克指出，中国新一届政府执行了一种“政左经右”的方针。
《决定》符合自由派的胃口，那么近一年来的落实情况如何呢？《决定》大都是原则性、最高纲领性的，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及时间表。中共这些年来常常有这样一种作风：一开始口号喊得很响，但是实际操作却较为谨慎。《决定》的实施，目前看来，某种程度上也有些类似。《决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此改革，自由派理解为私有化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尤其欢迎。针对混合所有制，当时在《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自由派对此一片叫好。不过过了几个月，到2014年两会，习近平又转而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习近平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这番讲话，可能是对《决定》的补充或制衡，也可能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得而知。
国资委对于旗下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比较谨慎，没有要求一哄而上，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6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先试点再推广的方针，也受到了自由派的抱怨。
《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得2015年初出台。股权激励有害无益，只会激励国企管理者侵吞国企的野心，同时破坏国企的原有管理体制，对国企经营没有任何正面帮助。
央企的改革较为谨慎，相较而言，地方国企的改革就冒进一些。像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属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就比较糟糕。该方案要求国企在竞争领域只保留20%的比重，也就是说此比重之外的国企未来将都进行私有化。这跟强行命令国企退出竞争领域是差不多的，而目前经济领域当中已经很少有非竞争的领域了，这就是变相的私有化。
官方的折中主义或谨慎态度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在此之外习近平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降速提质”方面，自由派也曾希望政府能大幅度地落实，相较而言，官方也是比较谨慎的。如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大致是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挡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是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