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专栏作者边芹即将出版一部新著《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十九世纪末，李鸿章曾作为特使被派往俄、法、英、美等国进行考察、访问。边芹老师沿着李鸿章在法国的足迹、查阅了当时法国报刊、并研究已解密的官方档案，写下了这部著作，披露了很多从未透露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读来如临其境。而且通过作者对这一历史性访问的思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本网征得作者同意，发表其中的一节，以飨读者。）
总统府晚宴与天朝的塔列朗
——边芹
（本文节选自东方出版社即出的《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一书，系书中第九章“总统府晚宴与天朝的塔列朗”的一部分。）
李鸿章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
这餐丰盛的晚饭用完后，李鸿章才穿上大礼服奔赴总统府。不知是不是阅兵式上穿的那套蓝袍金褂？晚宴20点开始，设在爱丽舍宫底层的大饭厅。我去总统府观摩颁发骑士勋章，是在节日厅，两厅一大一小几乎门对门。在节日厅分发国家奖章是体制收买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荣誉勋章是拿破仑于1802年设立的，用以取代旧王室的封爵。社会变革变掉的常常只是名词。节日厅也是举行国宴的地方，李鸿章参加晚宴时，这个厅刚刚启用了没几年，它是1889年为了世博会才加盖出来的。而大饭厅则是1860年拿破仑三世治下修建的，就叫拿破仑三世饭厅。这个饭厅不光面积不如节日厅大，装潢的气魄也差了一截，节日厅有巨大的穹顶壁画，四壁挂着七幅十八世纪的戈贝兰织毯。通常国宴都设在节日厅，那么是记者将拿破仑三世饭厅与节日厅混为一谈？还是那天晚上宴会的确设在大饭厅？节日厅与拿破仑三世饭厅中间只隔了冬季花园厅。在节日厅参加完骑士勋章分发仪式，我就是在这个设有玻璃顶棚的冬季花园厅享用了冷餐招待会，这其实只是两个大厅之间的过渡地带，1881年搭建成温室花园。如果晚宴设在大饭厅，那么可以推断李鸿章那晚没有穿过冬季花园厅前往节日厅，更没有可能看到节日厅面朝的大花园，他从前院进宫，面朝前院列席了晚宴，然后再从这个院子离开了总统府。
1889年为节日厅剪彩的总统萨迪·卡诺已于1894年被刺杀，凶手据说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阅兵式与暗杀》那一章里，粗略涉及过这个主题。法国社会至今都把动手的政敌归入精神病或无政府主义的名词下，因而对内对外都是没有政治犯的。破解名词下面的东西，也是破解西方的一把钥匙。挑什么名词放在桌面上，而并不在乎名词与实物间的距离，是西方文化精髓之一。就像法式餐饮，餐具的重要性超过实际送进嘴里的东西，而且前后若不对应是正常的——最精贵的餐具完全可以配最无味的食品。这与中国文化追逐的是放进嘴里的东西，终了是那个“实惠”，在事物层面上就被错了位。所以中国人在认识西方这条路上总是在名词上就被绊倒，不是在名词的左边，就是在名词的右边，并且终了只是围着名词转。外来文化的人很难绕开华丽前厅，走进放真家伙的内室。被精密挑选和设计出的名词，常常与实际相距遥远，还没等你翻到里面看个究竟已被挡在了门外。
卡诺被凶手刺了一刀，第二天魂归西天。若没有那次暗杀行动，这天晚上在总统府宴请李鸿章的人，就不是菲利克斯·富尔了。法国第三共和国，除了接替富尔上台的埃米尔·卢贝总统是善始善终，其他没有一个总统是作完任期的，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迫辞职，而辞职多半是卷入了当时的贪污腐败。这天晚上在爱丽舍宫大摆宴席接待李鸿章的富尔，就更是第三共和史上一个奇闻人物。
在讲述奇闻之前，先让我们把镜头推到1896年7月16日晚约7点半钟的圣·奥诺雷城外街。这条街名有“城外”二字，是因为十八世纪初所处地域还是一片草场，在工业革命尚未全面启动前，这里是巴黎城外。有时我站在塞纳河右岸这条泛金浮银的街上，望着橱窗里为人的梦想悉心摆设的诱饵，再将心思划出一小片去想像三百年前牛羊漫步的沼泽草地，两片心园便再也合不起来。资本“推土机”风驰电掣，不管你怎么想像，总是超出你想得到的速度。
如果只在这条街上截取爱丽舍宫正门这一段，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画面与今天尚可重叠。从1900年拍摄的一张旧照片看，这个气势迫人的石拱门保持了它1722年竣工时的模样。当年在城郊选址建公馆的埃夫勒公爵不会想到他为争口气兴建的房子后来多遄的命运。
爱丽舍宫
楼台亭阁的命运颇能书写时代的变迁，比纸张记录的历史更有说服力。1715年左右，埃夫勒公爵向代替幼主路易十五执政的摄政王菲利浦讨要王室狩猎总管的头衔，摄政王知道这个乡下领主在城里没有称得上公馆的资产，故意说：“我同意，不过我要把敕书送到你的公馆去。”这样一句近乎耳光的话就成了一百八十年后李鸿章出席晚宴地点的奠基石。埃夫勒公爵卖掉一块乡下封地，在巴黎城郊买下地皮，三百前的城郊在时日的淘洗之下已经成了市中心，后来成为总统府的这幢楼就这么动工了。为了维持他在巴黎城的花销，他甚至娶了非贵族血统的金融家的女儿，图的是那笔嫁妆。我们从这个人物的故事，能体察到王朝旧文明已经处在被颠覆的火山口上，至今仍操纵世界大势的金融家们一步步逼近了历史前台，传统贵族的至尊地位正在金钱面前一点点失去血色。权力被流血革命彻底转移前，至少已有一百至两百年的血液稀释过程，大厦被蛀空之前，繁华是一丝不减的。从贵族在巴黎城盖公馆的速度看，传统贵族乡绅正在朝城市布尔乔亚转变，但身在其中的人并不觉察居住地点的变化或财富的挪动对文明模式的深远搅动，以及他们毫不足惜扔在身后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永远地丢失了，只不过接过新东西的人在那一刻是不会回头看一看的。处在权势巅峰的人尤难意识到自己每一个转身圈裹的那些东西。由金融家引领的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为这个社会重新洗牌，并且将权力集中在城市。所以我读埃夫勒公爵建公馆的故事，在命运小小的事件中，看到了整个时代的变迁。
1753年埃夫勒公爵死后，公馆被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买下，又是一番大兴土木。这女人有一句名言：“我的快乐不是赏玩我的珍宝箱里的金子，而是花掉它们。”她的珍宝箱当然是国库。如果游历法国钻博物馆跑古堡，会时不时拂略蓬巴杜夫人的影子。能让国王把王后完全抛在一边的女人，自是不同一般。这是个一小把人操控天下的国度，历史书页上只有这些高贵血统，不像中国有一个宠大的士大夫阶层来平衡顶层与下层。所以看十八世纪的法国史，简直就像从国王的一间卧室走到另一间卧室，尽管后半叶启蒙派已在外围点火。卢梭的左翼思想这时候是以田园风光的形式渗入统治阶层的，一如今天用环境保护来削磨一国统治阶层的锐气，人们往往忽略审美观的改变是社会变革的前兆，统治者衣服上拿掉一道花边，荡出去的水波会达到哪一道堤岸，常常超出任何人的想像。王室贵妇们在天堂末日最喜欢扮演的是牧羊女的角色，也就是卢梭小说里刻画的有着贵族的优雅又只喝西北风长大的女人。卢梭的精神分裂在他的艺术想像里得到高度体现，反映到蓬巴杜夫人身上，就是公馆的花园设了绿荫小径，有瀑布、迷宫和镀金的岩洞，以及头上两角镀了金、脖上扎着丝绸领结的羊群。这个民族的开放与设界是奇妙地捆绑在一起的，中间的做作与虚伪常常只能由吃透这种文化的人意会，外面看热闹的人转不出那台戏。后来精英阶层开门吸纳新人，每每都给人这幅羊群入宫的图景。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大都市的“地球公民”BOBO们，在天堂末日最爱扮演的角色，也是牧羊少年。
蓬巴杜夫人过世后，公馆再度落入金融家手中，装饰一新后，又回到贵族名下。我这里用了“再度”二字，是因为埃夫勒公爵其实是拿了金融家的钱，才盖起公馆的。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敲诈勒索，但每一分钱都为其最终夺权打下基石。1787年，一位公爵夫人搬进埃夫勒宫，她来自波邦王朝奥尔良那一支，千年王朝就是从这个缺口被新意识形态攻破的。当我们剥开法国大革命那层理想外衣，并让自己尽可能不带意识形态的预设立场，比如“革命与封建”、“变革与保守”、“自由与专制”之类，就可以嗅到新征服者为那场赤裸裸的夺权，怎样在道德上先置对方（天主教-波邦王朝）于被审判者的地位，道德审判在最终夺权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启动。最后是旧文明内部的互相屠戮，为新主人铺平道路，而撕打的人早已被口号绑缚。埃夫勒公馆新主人的兄弟菲利浦·平等公爵，几年后为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投下关键一票。她本人也在大革命中效法其兄换姓放弃贵族称谓，取名“女公民真理”。但如此新潮，照样在1793年差一点与其兄平等公爵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埃夫勒公馆在她名下换名“爱丽舍宫”，此名来自古希腊神话，子虚乌有的古希腊、罗马传说作为新意识形态进攻的跳板，长驱直入天主教文明的心脏，不付吹灰之力撂倒了旧偶像。这座宫殿在“女公民真理”名下的这十几年，经历了一栋房子的历史最革命的一段，前后接纳过国家印刷局、法律发布委员会、堆放被没收贵族财产的国家仓库等。大革命落幕后，公爵夫人也破了产，不得不将爱丽舍宫的大半出租开咖啡舞厅。
1805年，拿破仑手下的干将缪拉元帅，买下爱丽舍宫。缪拉是革命的奇迹和结果之一，他出身小店主家庭，靠作战勇敢，在乱世一路窜升至元帅。乱世对两类人是极其有利的：强盗和勇敢者。缪拉娶了拿破仑的妹妹卡洛琳，搬进爱丽舍宫。作了新贵族的他，对奢侈的喜好比旧贵族有过之无不及，埃夫勒公馆从此向共和国宫殿又迈了一大步。缪拉没有享用多少年就被派去作那波里国王，拿破仑为他的亲朋好友准备了一大堆王冠，并且在“革命”的口号下一一实现。每想及此，我都能翻看到任何新的革命口号下面等待主人的王冠。
缪拉走后，拿破仑入住。据说他在这个宫里与妹妹卡洛琳的女仆有过一个私生子，杂种儿子因为没有正统贵族血液，始终未被拿破仑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只这一个细节就就透出了真味，革命的结果只是稍稍挪动了人的想像。拿破仑称帝后，与约瑟芬离婚，把爱丽舍宫送给这个被遗弃的女人。聪明绝顶的约瑟芬知道自己此时在巴黎已没有位置，没接这份礼，而是回了乡下别墅。这就让分享过拿破仑之上升的她，逃过了拿破仑的下坠。
1814年拿破仑被打进巴黎的欧洲王室联军赶下皇帝宝座，爱丽舍宫成了拿破仑最大的军事对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战利品。但中国人必须明白的是，此战利品非圆明园意义上的彼战利品，一个在界内，一个在界外，在界内就像正规拳击比赛，有文明规则，界外则什么都可以做。中国人后来每每上当，以为他们界内的文明规则是普世的。
拿破仑不服输，从小岛逃回来，但“百日政变”的结果是：让法国老百姓的革命幻觉延长了最后三个月；无名者的鲜血又流了一世界；他本人于1815年回到爱丽舍宫，但只有时间在二楼他妹妹卡洛琳的女用小客厅“银厅”，口述了一封向法国人民的告别信。信是这样写的：“我将自己作为牺牲品交付法兰西的敌人以泄他们的仇恨，我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我宣布我的儿子拿破仑二世为法兰西皇帝。”小皇儿只作了十五天的皇帝。
下面的故事几乎不用说就可想像，波邦王朝复辟，路易十八将王室的财产一一收回，其中爱丽舍宫给了他的侄子王位继承人贝里公爵。然而一如短命的复辟王朝，贝里公爵于1820年2月13日外出看表演时被暗杀。这座命途多舛的宫殿其后又经历了第二共和及拿破仑三世的再复辟，除了在第二共和的那几年它作了总统的办公地点，多数时间这个豪华公馆被用来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直到1871年铁腕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将其再度选为总统府，其时自大革命后陆陆续续被各个政权首脑选为官邸的杜勒里宫已在巴黎公社的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爱丽舍宫此后的命运就由这场火灾决定了，1879年2月通过的一项法令正式将其定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官邸。
这就是1896年7月16日晚8点李鸿章出席总统晚宴的地点。跟他参加宴会的还有随团的十二人，及驻法公使庆常和公使馆成员五人。总统菲利克斯·富尔携夫人及女儿迎候天朝的客人，同时到场的还有参众议会会长、外长、内政部长等内阁部长。我在外交部档案室找到一张手绘草图，显然是晚宴坐位安排的定稿。这张桌上，一共摆了51副餐具，李鸿章坐在富尔的右手，他颗粒不沾，一定让身边嗜色好食的富尔颇不自在。晚餐是正宗法式的，席间共和国卫队的乐手们弹奏着古诺、圣桑、马斯内的音乐。
围坐在椭圆形大饭桌前的中国客人，在水晶杯、银托盘、脂粉香水、云鬓羽裳的环绕下，大概想不到富尔夫妇当晚的恩爱相只是共和国公开场合的作秀，富尔夫人贝尔特保住第一夫人位子靠得是容忍的脾性，她对风流丈夫一个接一个的情事一概闭上眼睛。但能容能忍也未能让总统夫君做完任期，盛大晚宴过后正好两年零七个月那天，1899年2月16日，富尔总统与富商之女、画家妻子、年龄可以作他女儿的玛格丽特·斯坦海尔在爱丽舍宫银厅幽会时，突发脑溢血，仆人应声赶到，总统尚衣衫不整，玛格丽特从边门离宫后贝尔特才被叫来，看到了弥留之际的丈夫。玛格丽特从此得了一个外号“殡仪馆”，这里使用的“仪式”（pompe）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即“吸泵”，以暗示总统猝亡时玛格丽特正在为其口交。据后来披露的细节，总统每次与情妇幽会前都会口服一种主要由磷化锌配制的兴奋剂，这玩艺在当时相当于现今的伟哥，能提升男性的性能力，但副作用是影响肾循环。由于药必须事前服才有效，那天下午，总统在情妇到来前与专事开门的侍从约定了两下门铃的暗号。然而侍从却搞错了，接下来上门的是巴黎大主教，两下门铃让总统急急吞下一口兴奋剂。等到玛格丽特的两下门铃终于响起，他不得不又喝了一口，这一口要了他的命。
而这只是奇闻的公开版本，事件本身还有一个被封埋的阴谋版本，当然是处在“德雷斯事件”分水岭的阴面，既然在阴面，自然是永无证据。玛格丽特·斯坦海尔究竟有没有为犹太势力执行密命下毒铲除反对重审“德雷斯案件”的总统，历史已经难有真相，它只是在其后甩出两条逻辑的断尾，给人凭添想像：出身新教家庭的玛格丽特·斯坦海尔1908年卷入一起谋杀案，死者是其丈夫和婆婆；富尔暴卒后，有两个人竞选空缺的位子，反对“德雷斯事件”的梅利纳落选，此君就是我们在本篇开头提到的与李鸿章谈到化肥价格的议会主席兼农业部长朱尔·梅利纳，当选的是在“德雷斯事件”中保持中立、不反对重审的埃米尔·卢贝。卢贝也是第三共和第一个做完任期的总统。我们这些身处局外的异邦人既无能力亦无必要寻找历史真相，我们唯一能推理的只是逻辑，一起小小军官的间谍案，却成为法国现代史的重大节点、回避不掉、不可逆转的分界线，正常逻辑的确有点说不通道不透。
这堪比悬念电影的结局在7月16日晚觥筹交错间当然丝毫没有预兆，不要说尚处在十九世纪闷棍震慑之下的李鸿章代表团，就是百年后满口流利西语的中国人又有几人越过西方历史花枝招展的前厅走入掩帘避光的内室？这是李特使首度也是最后一次访法的高潮，不但筵席主人的最终命运一个字未写在脸上，就是四年以后在北京发生的大变故也一丝一毫未镌刻在宾客的脸上。对中国人来说，那个沸腾夜晚只是一个异常悲惨时代的回光返照，带着一次旅行的全部错觉。
记得我在爱丽舍宫冬季花园厅用完冷餐招待会已是下午，走出宫正是圣·奥诺雷城外街一天中最繁闹的钟点，窄窄的一条街淋漓着奢侈，两百年的敛聚才做到了细节的奢糜，这是世界其他地方尚做不到的。我没有往左拐走来时的马里涅大街，而是右拐沿着圣·奥诺雷城外街往东走，1896年7月16日晚七点半之前，李鸿章的车队驶抵这个街口，密密麻麻约有千人在总统府大门外看热闹，落日在那个时辰还远远没有接近地平线。如今再也不会有人为总统的外国客人围在这个门口了，整条街都已盛满外国游客。
《巴黎回声报》1896年7月23日刊登的时评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见到了这位满清中国人，并且好好地打量了他。他的脸上带着一丝丑角的神情——作丑角常常也意味着与众不同，在我眼中他就像那个叫历史的神奇大故事中一个奇特的悲剧人物。我以为他那只在大饭店吵得四邻不安的宠物鹦鹉是颇具象征意义的，这鸟生命力强，尖嘴利爪令人生畏，在诡谲、花里胡哨、爱模仿的笨重外表下凶猛顽强，这不就是中国人的写照吗？……这个躲在大大的眼镜后面貌似轻歌剧丑角、鼓着鹦鹉般眼睛的古怪可笑的中国人让我害怕：不是为我们，而是为我们种族的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想想用大炮砸开中国紧闭的大门、让她向欧洲开放，是不是个好策略，是自私、惯耍无赖的英国人为了毒害中国人向他们贩卖印度鸦片先操起了这活计。然而如果通过被砸开的门，中国侵入欧洲，那是怎样的惩罚啊！还没等我们担心他们的军事入侵，商业和工业入侵不是眼看着就要来了吗？到那时，这个由熟练工人和勤劳农民组成、劳动力廉价只需一把米喂养的民族，用他们生产的农业和工业产品来与我们竞争，哪个梅利纳（当时的农业部长）能保护我们？”
只在我离宫右拐的这条国际旅游街上，当年的惶恐才露出预感的准确，那一街淋漓的奢侈已然被中国人的本能和欲望包围，在被砸开的大门后面挣扎了一个多世纪的庞大躯体，即便无头无脑、断臂折脊，也已获得另一种生命力，那在极度悲惨中复苏的只剩下本能加欲望的生命体，越是没有脑袋越是斩不死，为它的刽子手送来了最不可思议的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