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娜是云南昆明安宁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今年高考拿了598分，由于父母户口不在云南，也没有在当地缴纳社保金，尽管比“一本”录取分数线高出70多分，她只能选择填报“三本”或专科院校。杜娜无奈地说：“我希望以后的政策更加人性化”。

在中国，孩子高考不仅是学生自己的事，还是一家人的希望所在。如今，一个普通家庭辛苦奋斗近20年，就为了娃能考个好学校，有个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好机会，而他们却只能接受这样的无奈现实，“希望以后的政策更人性化”的呼吁格外令人揪心。

然而，难道是政策规定错了吗？按照该省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昆明是人口净流入地，原本为防止“高考移民”，户口不在云南的，是无法参加当地高考的；今年，考虑到很多家长在当地已工作多年，政策上才有所松动，出台了“父母户口即使不在云南，但只要缴纳足够的社保金，考生仍可以在当地高考并参加所有高等学校录取”的《实施意见》，而且《实施意见》是经过公开论证的。如果对这名考生特殊照顾了，对其他考生就不公平。言外之意，如果考生自己的条件不符合《实施意见》，又能怪谁呢？

一边是为防止高考移民而设置的政策规定；另一边是明明远超“一本”的分数，竟然仅仅因为父母的户口和社保金，却只能屈就“三本”的现实，这恐怕不只是一个“误伤”就能解释清楚的。

任何规定，无论当初的愿望多么美好，一旦结果与现实落差巨大，都不能不反思其合理性。近年来，为防止“高考移民”，有不少一线二线城市在非本市户籍升学考试上设置了门槛。这些门槛中，有些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有些即使经过“公证”，也难免饱受质疑。

以云南这次拿“父母社保金挂钩高考”为例，按理来说，防止“高考移民”，其实只需查看学生的学籍即可，只要是高中学籍一直在本地，连续在本地学校就读，就可以排除“高考移民”问题，不必大费周章让考生升学因父母的户口和社保而受连累。更何况，让这些与学业水平并无相关性的“要素”与“一本”“二本”院校挂钩，而放开“三本”和“专科校”，看似为考生打开了一扇门，实际也暴露了对“三本”“专科”院校的某种歧视，不也是对这类院校公平招生权的侵害吗？说到底，任何政策的规定，不能因为对一方公平的守护，而损害其他各方的公平，尤其是当被损害的一方还是弱势群体时，就更难免授人于口实了。

马克吐温曾经说：“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我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那么，评断一个社会的品格呢？眼下，小女孩的呼吁，实在是代表了许多有着同样困境的学子们的内心呼唤，这不正是在考问这些政策规定，究竟该如何填平现实的落差？怎样让那些无法拼爹、拼背景的弱势人群，通过自我奋斗对这个社会拥有信心、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