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周末，一个话题引发了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黑天鹅事件”事件频发、美元持续走强，是否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一波新的危机?中国如何在汇率波动和国内经济改革中作出平衡?

“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正在成为常态，对全世界的宏观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11月19日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表示，“仅仅是波动还是危机的前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不过，即便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依然具备较强的抵御能力。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看来，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但从全球范围看，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金融业的中介功能从银行业移向影子银行，金融的集中度也大大加强，这都给监管者带来了挑战。”

美元“杀伤力”

眼下，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及汇率走势开始分化，美元再度进入强势周期。

“美元持续走强是今后12个月间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其可能引起公司和国家资产负债表、跨境资金流动的深刻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头等大事。”朱民说。

事实上，2014年以来新兴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资本持续性流出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元的强势可能远未终止。

美元走强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潜在影响，国际清算银行(BIS)经济顾问与研究部门负责人申铉松注意到，用于衡量市场波动性的VIX指数在金融危机前一直充当着市场对杠杆偏好的指标，VIX指数低，杠杆率则高，反之亦然。

然而近几个月，VIX与杠杆之间的关联出现结构性的断裂——尽管VIX已趋于平稳，杠杆率依旧在下跌。

申铉松称，随着VIX指数不再能够充当银行对杠杆偏好的风向标，美元接棒担任了这一角色。随着美元升值，金融机构的杠杆偏好出现下降，银行减少其美元借贷，一系列市场异常则变得更为显著。”

中国仍存“抗压垫”

如果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一波新的危机，中国的抵抗力有多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总需求不振、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大等多重风险和挑战。

今年年中开始，就有不少观点认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可能来自债务泡沫破灭。不过，李扬在19日的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

首先，中国储蓄率较高，到去年依然高达47%。“这意味着，中国债务融资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其次，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中国债务的融资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银行存款，而非波动性很大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金。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点主要集中于流动性上，偿债能力位居其次。

因此，只要高储蓄率得以延续并支撑着巨额的资金流动，债务问题就很难演化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不过，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另外，从全球范围看，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金融业的中介功能从银行业移向影子银行，金融的集中度也大大加强，这都给监管者带来了挑战。

陈雨露认为，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外溢效应，针对本国制定的政策可能在其他经济体引起跨资产、跨市场的金融动荡。同时要更加强调预期因素，在面临重大冲击时，各国政策当局必须高效采取行动，向外界传递明确、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场信心，有效阻断危机的“自我实现”机制。

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内因决定

受美元走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下行压力自今年10月以来越发凸显。如何平衡汇率波动和经济改革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

就外因而言，国庆期间英镑急速贬值使得美元指数暴涨，为了保持对一篮子货币稳定，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此后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其利好美国经济的演讲更是刺激全球风险资产暴涨，美元由跌转涨，进一步施压人民币。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是坚定的“内因论派”。他表示，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进入了一轮较强的升值阶段，但同时美元也在走强，说明关键的问题还在人民币自身。

他指出，人民币的强弱由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主导，前者（贸易）并无很大问题，仍存顺差，但后者所体现出的资本外流则是人民币的压力点，其背后是对于经济下行的预期及资产全球配置意愿提升。

连平还表示：“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地方，就是资本输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即企业在不断加大对外投资，个人开始全球配置资产，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理结果。”但他同时认为，这可能使得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比他国都来得大。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能稳下来，并不断开放对内和对外的投资，加快推进各项改革，那么随着各界对中国信心的增强，上述趋势也可能缓解。否则，资本外流的现状可能会在中短期持续。”连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