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人生痛苦的一种慰藉

　　

　　文/徐瑾

　　发于2019.6.17总第903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当下，谈哲学，有什么意义？

　　对啊，当很多人不得不面对“996”、学区房等现实问题，去谈论哲学，好像有点遥远。

　　此种尴尬，哲学学者周濂早已经体会过。90年代，他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次，他对陌生人说起自己学哲学，对方马上就说，哲学啊，我知道，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色。

　　其实，这种尴尬可以一直追溯到哲学诞生的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因为夜观天象，太过专心，不小心掉到井里。女佣看到笑话他，连地上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关心天上的事。

　　后面的故事，不少人可能知道了：泰勒斯通过投资橄榄榨油机，赚了一笔钱，争了口气。

　　那么，在如今这个时代，究竟什么才是哲学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面，经典哲学作为一种思维的深度训练，对一般人而言有点奢侈；另一方面，哲学，又是每个人多少都会面对的安身立命的命题。这两端之间存在巨大空白，也因此存在巨大的可能。而《打开》一书，就是周濂的一个普及实验。

　　全书是他在喜马拉雅开的课程的结集，因此并不强调严谨与学术，倒更类似和陌生朋友闲话。

　　回到开篇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泰勒斯的女佣短视。至少这种视角，今天都不过时，应该成为哲学家不应忽视的一种有力质疑。

　　从哲学的原始语言学含义而言，哲学(philosophy)为爱智慧，周濂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换而言之，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进而言之，在今天，哲学对于大众而言是对人生痛苦的一种慰藉。这样说起来，其作用有些类似教堂——不要轻视之，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这样的安慰剂必不可少。如同西方那句老话，哲学不能烘焙面包，但是能让面包有甜味。

　　我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探索哲学之路，或许更有价值。现代人喜欢追逐新鲜，思想也是如此。事实上，社科领域的学问，很难说新的就比旧的好。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就对我说，社科领域的学问，其实越来越“小”了。这倒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真理也需要不断辨析，不断重述，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曾经说过：“如果要让旧的真理保留在人们的大脑中，就必须在后代人的语言和观念中不断加以重申。那些曾经明确有效的词语由于使用过多而变成陈词滥调，以至于不再具有确切的含义。虽然其内在理念可能和以往一样正确合理，但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即便它们关涉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

　　人有记忆，制度有路径依赖，放在演化之中，就构成了人类的集体记忆。思想史的意义，其实就在于让今天的人理解知识的源泉与发展，让知识不至于流离失所于散乱的信息汪洋之中。

　　我也在梳理思想史，也在进行通识普及，从而发现，关于思想史的传统教育存在一个误解。思想史并不只是专门治思想史的人的事情，种子的命运就是漂流，而不是僵化在书斋中。随手撒在天地间，反而可能聚集起更多更有生机的生态群落。

　　从这个意义上，不必避谈知识付费。曾经有经济人读书会的书友发问，如果一流知识可以免费得到，为何有那么多人愿意付费，而只得到三流知识？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看待。

　　我们首先要理解，一流知识不等于有用，免费学习最贵。其次，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理解，知识是知识，知识付费是产品，一流知识不等于一流产品。将好的知识转化为知识付费产品，是专业技能，道路也还在探索中。普及不等于简单，其间付出的工作量以及时间，甚至远远超过作者原本擅长的严肃写作。我不能断言周濂这次的普及是成功的，但是我深知他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哈耶克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往往反市场。这也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中往往没有得到和自身预期相匹配的地位。然而，我们都知道，如果失去市场的支持，知识分子恐怕也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失去退出自由。从这个意义而言，知识付费在中国，并不仅仅是资本的狂欢与时代的浮躁，更是一种大众启蒙的尝试。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无论参与与否，都是一次市场化的试验。我不会说，这是一条简单的路，也不会鼓吹这是正确的路。也许一些人会遭毁灭，但是偶然的成功也许会导致新的机会出现。

　　归根结底，哲学之类的思想，或许无用，但是并非没有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