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压到心底，就成了心事；万千心事汇到一起，就成了洪流。”这是刘震云时隔6月之后、在今年4月发的首条微博，文字和配图都指向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小说内容与书名相反，《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那些说一万句不顶一句的人。“他们一辈子站在黑暗中说话，所说的话总是被人忽略，就连身边的人都不听，于是只能说给自己听，只能成为自己的心事”，刘震云解释道。

对于这本被宣传为“中国版《百年孤独》”的作品，刘震云自身、同名话剧导演牟森、编剧史航都有各自的认识。4月7日，他们与读者一道，在北京西西弗书店，聊起了“中国式”孤独的真实面貌。

左起：史航、刘震云、牟森

普通人的心事，汇成了可以洗涤世界的洪流

史航注意到，刘震云所有的书都在写众生的心事，“刘震云的小说你光看对话觉得很远，但那个不得劲跟你很像”。在他眼里，刘震云是最早的高级黑作家，有一种老奸巨猾的冷不丁的真诚。例如《官场》就说五一节到了发放节日礼品梨，最后都烂了，形容单位里有些事情也腐败了。

回到《一句顶一万句》，对于小说中那些生活在市井之中的小人物，如卖豆腐的老杨、剃头的老裴、只有7个信徒的牧师老詹、教书匠老汪，以及换了三次名字的吴摩西，牟森曾说他们“一路奔突和一世寻找，无数次杀心起，无数次杀心落。杀心起落时，他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他们随遇。他们而安。他们是百姓，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次重读中，牟森总能读出新感受，他称它为社会史诗，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情感结构。

2018年，经由牟森改编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随后巡演20余个城市。这是他在20年之后重新导演话剧的出山之作。对于牟森选择这部作品的原因，刘震云认为因为它既不愧中国人，同时又是能摆到世界画面的话题：

“《一句顶一万句》说的是普通人的心事，有卖豆腐的、有杀猪的、有剃头的、有传教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平常说话不占地方，说一万句也不顶一句，这些话没地方说，压到自己的心底。话在心底压的时间长了就成了心事。所以谁的心事最多呢，就是说话不管用，不占地方的普通人心事最多。普通人在生活中是最多的，数量最多的，所以众多的心事汇到一起，就成了心事的洪流。外在社会的洪流、革命的洪流、其他的洪流未必能彻底冲击和洗涤心事，心事这个洪流是可以洗涤和改变这个世界的。”

如史航所言，这本小说由是让读者有了个“甩鞋面对自我”的过程。

刘震云

冒名顶替是现代人的方便

从杨百顺改名的故事出发，牟森认为，冒名顶替是这本书的一大主题。

史航则看到了现代的方便与困局。以用户名、微博名、微信用户为例，现在人起名字容易，能转化的也只是身份，而非命运。他们都在试图找寻一个身份存在的确证。为了一句说得着的话，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都通过“行走”或“出走”的方式来抵抗孤独和委屈，拔刀，又掖刀，这背后的被逼无奈，无解和无力令人心碎。

老汪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重要角色，在刘震云的复述中，他神似把话断章取义、歪曲后再说出来的当今一些媒体。同时也是一个伤心人：孩子死了大半年，被一个月饼触发了感情。

史航将书中老汪突然大哭的场景进一步阐释，“我们人生好多也要等到那个契机触发，文学有的时候是抚慰人心的方式，文学不是让人憋着，文学是让人别憋着。”

史航

孤独是全人类的母题，作品可以安放心事

关于这部小说的诸多讨论中，孤独是难以忽视的重要气质。导演陈洁认为：“《一句顶一万句》在内容上深刻成熟地表达了中国社会最广大人群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缺失。”

刘震云将孤独视为全人类的母题，但孤独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有宗教的地方心事自然有地诉说，而在汉人的大部分土地上，心事是和朋友说。找朋友是非常危险的事，刘震云举例道：“上帝的嘴巴是圆的，史航的嘴不一定是圆的，史航把我和牟森的事情重新演绎了，”在这种教训之下，以后有什么事都不说了，“我把所有委屈都压到心里边，它是无处诉说的孤独，和诉说完的孤独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孤独在做《一句顶一万句》宣传画海报时他也深有体会：“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经不起推敲，如果仔细推敲桩桩件件里面都装满了委屈。”

牟森接过话题说道：“孤独这件事其实是人类共有的”。史航分享了自己体验孤独的方式——收藏写真集。

被问及如何安放心事，刘震云坦言这是作者的一个极大便利之处，可以将心事落在作品里边。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有话要说，到写到一定程度后察觉是作品里的人物有话要说，这是由倾诉者变成倾听者的过程，也影响着一个写作者到底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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