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下午，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协办的“文学性与新时代艺术电影—《村戏》学术研讨会 ”在上影集团五楼多功能厅举行。
郑大圣导演的《村戏》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公映，但是借助试映等方式已经和全国不少观众见面，并引起了热烈反响。此次研讨会从剖析艺术影片入手，以《村戏》为对象，探讨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艺术电影如何把握文学性的表达，并为上影今后的创作总结出一些规律。
除了《村戏》导演郑大圣和部分主创人员外，到会的专家学者包括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评论家毛时安，剧作家罗怀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作家孙甘露，导演张建亚，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晓军，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导演朱枫，复旦大学教授杨俊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上海大学教授刘海波，上海大学副教授黄望莉，新民晚报高级记者俞亮鑫，大象点映创始人、总经理吴飞跃，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等。
研讨会开始，毛尖首先发言，她当天从学生答辩会现场赶过来，提出了《村戏》的三个接续问题，即和现实主义的接续、和乡村题材的接续以及和中国电影美学的传统接续。毛时安的着眼点则在电影的诉求上，他认为，“不管拍什么电影，最后还是要关注这个电影有没有控诉，但是控诉也好，歌颂也好，我认为歌颂、控诉、批判各种各样的艺术诉求，最后要落到人，钱先生讲的文学是人学。这个电影拍出了那个时代那种人心的荒凉。”
张建亚则从技术入手，提炼出精、新、深三个字来，分析近年来同类型影片中，很少有像《村戏》这样的精品电影。陈思和则从剧本谈起，讲它的思想性，也谈到了《村戏》对传统电影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黄昌勇认为，深入的人性分析成为了《村戏》触动他的主要因素，“乡村题材很多，这个电影差不多是40年前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的记忆，但是今天来看为什么大家还能有感触，为什么大家还能有这么高的评价？我觉得就在于它写的是一段历史，透过表面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利益的冲突等等，挖掘人性最深处的东西，这个东西还是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这部片子有历史沉重感，甚至有很多的批判性，但是最感动我的还是对人性的刻画。”
厉震林提出电影有些闷，“这个故事本身比较怪诞，能不能轻松一点，带泪的笑可能反思力量更大，现在有点举重若重的感觉。两个小时讲不了太长的故事和太深的道理，到底是关于政治，还是历史，抑或是关于人心？如果表达得更加清楚，会让我们思考的东西更深一些。”
对此，石川给出了不同意见：“这部片子究竟是不是用力过度？是不是形式感太强？如果把这部片子放在商业电影的序列中评价，你会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商业电影的规范比如说透明剪辑、不技巧的技巧、把作者隐藏在叙事之后，这是好莱坞100多年沉淀下来的铁律，如果放在商业电影中看可能过于张扬。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村戏》放在实验电影、先锋电影序列中衡量，你发现形式感、仪式感或者这种张扬的个性、视觉的冲击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先锋电影追求的是什么？不就是形式感、个性张扬、视觉风格上凸显卓尔不群么？”
孙甘露紧扣本次研讨会的文学性主题，抓住时代背景和电影中的人物做了细致分析。刘海波认为：“重新表达这段历史，郑大圣导演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口，就是寓言化。这部电影是历史的寓言加人性的寓言，呈现出了历史的荒诞性，意外失手打死自己的女儿的人，被推到了主席台上，成为英雄。”寓言化的表达让《村戏》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
黄望莉谈了《村戏》的声音，切入点比较有趣，在她看来，“真实声源使用，使得这部电影跟欧洲电影音乐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特别是从艺术电影当中可以看到，真实声源的使用和欧洲现代电影声源的使用是中国式的化用，中国化的表现让我们在欣赏过程中不感到困难。”
汤惟杰认为，“往大里说，这部电影是跟当代史连在一起的东西，但又不是一个关于某一段历史的官方解读，是充分具有艺术家个人特色的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村戏》的价值就在于对一段历史的艺术式解读，既有寓言式的深刻，也少不了个人化风格的表达。
朱枫与陈思和的意见不同，他认为《村戏》中的几场戏剧在传统电影中是不会这么处理，导演的设置其实是一种反传统，他感慨：“否定寻常的叙事经验，不是所有导演都有这个勇气。”
吴飞跃则根据《村戏》在大象点映的推广和宣传情况做了介绍，“目前为止《村戏》走过102座城市，上座率87%，不仅仅是200多场放映，实际上是200多场深刻的活动。”之后《村戏》还会继续走进高校，跟广大学生群体见面，为《村戏》找到最适合的观众群体。
任仲伦对整场研讨会进行了总结，“郑大圣导演对传统叙述方式进行了逆向挑战。这部影片写社会变革，写农村变革，恰恰只是一个切入口，国民性的凝重、沉重不那么容易改变。不是说农村改变土地承包以后，就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感觉，有时候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觉。这部电影是现实主义风格，但用的是表现主义的手法，象征、隐喻，跳出了常规的思维逻辑和表现的逻辑。只是跟国民性对视了一下，没有当初的那种愤慨，没有拼命喊叫的愤怒，只是跟它对了一个眼神，更多的观众在内心中跟它对眼神，你对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文/赵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