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美元》是去年翻译完的书，因各种原因一直没出来，近期可能面市。书中对目前各界关心的《广场协议》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梳理。作者是日本人，在广场会议之后拜访了同会议有关的102位参与者，如贝克、沃尔克、宫泽喜一和施密特以及中曾根康弘（今年已100岁高龄了）等人，是关于那次会议最权威的一个过程记录（没有之一），日语版名为《通货烈烈》，各位读过的日本人所著货币类图书中，经常会看到引述本书内容，《时运变迁》即以其作为参考资料。还是一本老书，初版至今正好三十年，当时在美、日、欧三地同步上市，影响很大，也得了不少奖。
我不以论述的方式来系统地解释各类问题，只用简单的条目列出相关内容，将来各位可以通过阅读本书或者其他途径搜集资料做进一步的了解。
一，广场会议是日本官方（上层）主动提出的动议，美国积极响应并主导了9月22号的会议及之前的谈判。其时，日方对于日元汇率升幅及升值后的水平均有预期，且这个预期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其他国家的期望。在贝克接任财长之前，美国财政部是极力反对美元贬值的，因为里根认为“美元强、美国强”。
二、广场会议公告之后，外汇市场开始并不买账，五国入市卖出大量美元干预。
三、后续市场发展出现了沃尔克担忧的情况，即美元/日元跌势不止。
四、美国当时是双赤字，在调整汇率的同时，美国希望日本、德国刺激内需（财政政策）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一方面是这个要求，另外是日方担心日元大幅升值造成通货紧缩，随之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该项政策结合日本国内的土地政策，催生了日本房地产泡沫。日本国内政治的问题，在此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日元升势不止时，曾希望美国出手干预阻止升势，美国在最终出手之前一直迟疑，但干预的效果并不理想。此间，政府对外汇市场形成了一个新的干预方式，即口头干预。
六、广场协议明显改善了美国的贸易状况，只是其效果在1988年之后才显现出来，J型曲线的时滞超过了常规的时间，因此当时几国都出现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但在1990年代时，广场协议的效果便被普遍认可。广场协议成为汇率贬值改善贸易状况的又一案例。
七、广场协议和后来的国内货币政策，使得日本的财经高官面临很大压力，被称为“卖国贼”，至今仍有民间舆论这样认为。对首相及阁僚而言，后续的政策有失误（用行天丰雄先生的话说，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实施了错误的政策：该加息时降息了；在该适度宽松时，又加息了），但广场协议怨不得任何外人，他们当时甚至担心达不到预定汇率目标会感觉没面子，因为主意是他们出的（日本国内当时也有“圆强日本强”的声音）。当然被称作“卖国贼”，后者也觉得很委屈。
八、日本之所以主动提出汇率调整，是因为其前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很大，日本国内方面担心这种局面不可持续，且在正式谈判之前就已经先行升值了一次，马克其时也升值了一次。一方面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另外还有美国的财政赤字，后者让日本等国更紧张。（一个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做“汇率能否不调整”的假设，那就是笑话）。
九、广场会议之后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幅度超过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幅度，有几个原因：1，日本外贸高度依赖美国，德国（欧洲货币体系区）则小的多；2，欧洲货币体系此间已经开始运行，货币体系内部的货币波动，可以自行化解，欧洲货币体系成为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2.0，德国发挥了此前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作用，且其他国家比较遵守欧洲货币体系的规则；3，鉴于前两个因素，加上短期内贸易状况没有改善，日本在同美国的后续谈判中始终处于弱势，贝克等人稍微口头打压美元，日元就会持续升值。4，日、德国内政治方面对美国的诉求不同。
十、战后（日本稍晚）西方经济发展，均以美国为火车头，即搭便车，这种模式各国都清楚。71/79/85年美国都遭遇了这些经济体的挑战，只是挑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官员刻意为之。85年日本的博弈和挑战如果能够胜出，那世界就是另一个格局。如果没有胜出却还希望以往的模式下继续高增长，那是不可能了，更何况有中国竞争的加入。1995年日元对美元升至战后最高水平，日本人均GDP也创了新高，后一路下跌，到2012年后才恢复接近1995年时，也是汇率升值使然。
十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新加入者肯定会打破格局并给历史参与者带来威胁，这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同样适用，道理之简单不需要超过幼儿园孩子的智力要求。美国市场就是这样的资源，中国的加入就是挤掉日本等国的份额，而美国的市场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膨胀。开辟其他市场就是一个传说，20年前（就是20年前），国内专家就提了这个建议，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大战略（20年前还有很权威的说法是，外贸对中国不重要，今天也有同样的论调，认为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了，甚至有些年份是负的，出现贸易争端不需要紧张。照此考虑，极端一些，为避免外贸拖后腿，应该停止一切对外商业往来）。外贸是否重要、争端可能的冲击，可以回顾一下加入wto之前国内各方对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审的焦急和无奈。
十二、贸易争端最终都将落到货币问题上（可能不全由汇率承担），相信本次争端也会牵涉，也不排除此前的升值也是一种姿态，伯格斯滕在《管理美元》中文版的序言里中也提到了。我在去年年初的文章里提及，人民币汇率最不差的选择是浮动，并在多个场合表示人民币是趋势贬值，当然有专家坚决反对浮动汇率，理由不乏信心、稳定之类（这似乎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和信心相悖）。就好似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大经济体均采用浮动汇率且干预越来越少不存在一样。美国加息可为将来的降息留出空间，汇率浮动体制在面临（外部）升值压力才有调整余地和空间，而今的格局则是处处掣肘。人民币目前的汇率选择，实际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终会越陷愈深；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和努力，有尝试布雷顿2.0的考虑，如欧洲货币体系，但显然不是一个GDP可以解决的。
（Makoto Utsumi,内海诚（广场协议时驻华盛顿公使，后担任大藏省国际事务次官）在2015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广场会议三十年回顾”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