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汪海林:电影事故居多的当下,如何讲好故事?

随谈 2018-02-23 13:42        

​​来源:四味毒叔

微信号:siweidushu

本期轮值毒叔

冷面笑酱·汪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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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朋友建议我不要在朋友圈里指桑骂槐地说某人某事,虽然你可能说的只是某一个人,但会有很多人对号入座,或者因为你散发的戾气而感到不舒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骂人就是要指名道姓。

我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欢迎来到导演中心,我需要更正一下。大家看到的导演中心对我的介绍有些不准确,这个好像是百度百科上面的,我不是中国作协的会员。

我19岁的时候是江西省作协的会员,但我不是中国作协的。我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协,拿到表格我没有填。

大家知道有个作家,他抄袭,最近不断有人跟我说,你现在真的不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别人了。

那好,就给这个抄袭的作家取个名字吧,比如说他叫小明,小明抄袭这个庄羽的小说,法院判他败诉,赔款道歉。他赔款了,但不道歉。

作协就接纳他为会员了。我思考了很久,脑海里想起了一位英雄,关羽关云长,汉贼不两立,有小明一天在,我一天就不加入中国作协。

我觉得我的行为如同博格坎普拒绝荷兰国家队。坎通纳拒绝法国国家队,必将引起足坛的轰动,但足坛根本就不理我。

还有一个编剧,不说实名,比如说叫小于吧,不能叫小于,就叫小虾吧,还是叫小于吧,你们可以把他当作是余飞,小于抄袭被判输了,需要赔款道歉,他赔款了但不道歉。

还是这个小于,我原来以为在中国做一个男作家至少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小于他居然性骚扰一个男作家。

性骚扰男作家的好像是小明,小于是男演员,总之这个都乱套了。

现在他们有律师,我们如果公开点名道姓,他们会发律师函,说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这么在意他们没有的东西?

总之你说说这个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作为中国影评人,我唯一的优势就没有了。

好,演讲的规定动作:骂小明和小于,今天就到这了。

他们一天不道歉,我就一天不会停止。

今天这个电影《杀手没有假期》。

关于马丁·麦克唐纳,他是爱尔兰的剧作家,今年的这个《三块广告牌》也是他编剧并且导演的。

他跟诺兰一样,是作者导演的一体化。

这种趋势就是作者有更多的思想性,大家也看影片了,形象塑造和思想表达的组合,是一个新的趋势。

他们身上代表了新的创作趋势,也就是经典叙事与先锋叙事的结合。

大家看这个影片,熟悉戏剧的人会比较清楚。

哈罗德·品特有一个戏叫《送菜升降机》,讲的是两个杀手的故事,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指令,最后这个升降机下来的指令是让一个杀手杀死另一个杀手,明白吗?

还有《等待戈多》的故事。

这个戏是荒诞派的一个代表作。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

那么这两个流浪汉的形象,一个偏形而上,一个偏形而下,一个永远在说我饿了,我的脚痛之类的话,另一个在探讨春天什么的,跟这个戏的两个形象是不是很像?

一个关注古迹和精神生活,是形而上的,另一个就关注泡妞什么的,这样的两个人。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种创作跟以往的商业电影单纯的现实主义叙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趋势性的表现。

就是它揉进了大量荒诞派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元素。一会我们再展开来说一下。

《枕头人》也是马丁·麦克唐纳的作品。

这部戏里贯穿了十个暗黑童话,有句歌词叫童话里都是骗人的,马丁·麦克唐纳给你的都是血淋淋的童话。

《枕头人》

另外还给大家推荐一个作者就是汤姆·斯托帕德,我也在不同场合推荐他的作品,大家看的电影《莎翁情史》,他是编剧,这部影片大量地运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戏剧作品的各个桥段,组成了这个影片的故事。

他是写莎士比亚的故事,而实际上这里面的大量的故事又来自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桥段,他还有一个代表的作品,就是《真警探霍恩德》。

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国家电影界一直在炮制一个概念,我们总有新概念出来,叫重工业电影。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发展重农业电影。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务院每年都有个《一号文件》就是关于农业的。

为什么是《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因为农业是根本。但是小农经济的农业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靠有机肥,就是臭大粪。

最近有个电影叫《神秘巨星》,是个印度电影,我去看了,不就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吗?

其实大家看阿米尔·汗的作品非常像我们国家第三代、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作品,尤其是像谢晋的作品,主要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影片。

就写人物,写故事,注重情感内容,也就是煽情。

有一段时间我国电影界群起批评,谢晋的电影过时了,到现在却突然追问为什么国产片没有阿米尔·汗?

我国影视行业一些人吃屎都赶不上热的,这句话可以删掉。

重农业电影就是接地气。

我们有一个两岸三地编剧会,香港的编剧、台湾编剧都会来,有一年香港编剧强烈要求我们内地编剧专门拿出一下午的时间给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接地气。

因为他们到内地以后,各个制片人、制片方都在跟他们说,你的电影要接地气,这就是重农业电影, 我认为这是最接地气的。

有人问我说你每天骂人有时间创作吗?警察每天抓人需要让你知道吗?运动员每天训练需要让你知道吗?夜总会小姐每天上班需要让你知道吗?我有没有创作需要让你知道吗?

我要说的是,入行20年,我每天都在工作,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的意思是一个字没写,构思也是工作。我从来没有让骂人这件事耽误我得罪人,也从来没有让写剧本这件事耽误我的创作。

正如我从来没有让上学这件事耽误我的学习一样,我始终在学习,当然我没有学习观众爱看什么?男观众爱看什么?女观众爱看什么?20岁的观众爱看什么?15岁的观众爱看什么?大城市的观众爱看什么?

小镇青年爱看什么,他们爱看什么看什么。

研究这个不叫学习。顾客告诉厨师,爱吃什么?

顾客的口味和想象力,在厨师的眼里一钱不值,顾客说了算,世界上就不会有奶酪,不会有咖啡、凉茶、豆汁儿,也不会有蒸汽机、发电机、苹果手机。

如果让观众参与创作,按照他们的意愿写故事,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烂的故事,比如我们看到的一些大IP的故事。

人生最重要的日子只有两天,一个是你出生那天,一个是了解到你是怎么出生的那天,我的第一部电影叫《说好不分手》。

当时是我和我的同学阎刚跟费明老师一块创作。大家知道费明这个编剧,当时他是一个大编剧,我们刚毕业,他是《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能不离最好还是别离》的编剧。

他是北京市“婚恋”协会的理事,但是他始终没有结婚,到现在也没结。

我们的创作是这样,三个人一块在他家写剧本,打字员叫小谢,他有小儿麻痹,每天骑着一个残疾人摩托来上班,我们口述,他就负责打字。

经常我们口述剧本的时候,就说第一场谁谁怎么着怎么着,小谢经常会停下来说,我们街坊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你打字就行。

有一天我们在写一个情景喜剧,费明每天是要看《北京晚报》,我们经常是工作到晚饭前,那个时候我们全北京随便吃,费明有钱,到快吃饭的时候就想今天去哪吃,想好了以后就说咱们去哪吃,海林阎刚你们俩打车走,我坐我的车走。

我们当时就觉得费明这个人别的都好,但就是他的车不带上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车走,后来在胡同里看见小谢骑着他的残疾人摩托,费明坐在后头,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

所以他有的时候跟人约在中国大饭店谈事,他就会跟人说,那个坡太高了,我的车上不来,人家就觉得这怎么回事,这车还上不来?

他是坐的小谢的车。有一天小谢没来上班,去西客站拉活儿了,他说那个挺好,一把一结的。

有一次我们就看到《北京晚报》有一个小的社会新闻,讲的是重庆有一家人,这个丈夫发现自己的孩子七岁了,越长越不像自己,于是他先带着孩子做了亲子鉴定,发现确实不是他的儿子。

那么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他的妻子,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费明就说这个新闻挺好,我们可以拍个电影,于是我们就停下了那个情景喜剧,用几天时间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出来,叫《说好不分手》。

《说好不分手》

后来他拿这个剧本找到了许晴,许晴说这个可以,我男朋友可以投资,她男朋友就是刘波,就是当时的老总,后来被“红色通缉令”通缉,那是后话,逃亡到日本,去年去世了,是个骗子。

然后呢他投资这个戏,制片人有杨健,大家可以看到,她后来是这个《暗算》以及《风筝》的制片人,就拍这个电影。

但是费明一直有一个导演梦,他希望做导演。

这边杨健许晴就说行,那我们给你找一个好的摄影师,是一个《黑骏马》的摄影师,大摄影师。来了以后对摄影师说,这个剧本太好了。

我拿到这个剧本以后,用了三天三夜时间没有出门,重写了一个,说你们拍这个吧,后来当然杨健和许晴就制止了,就说还是你来拍,你们俩联合导演行不行?

费明说可以,一出门我就跟费明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

他说我拍起来就知道了,肯定是按我的方案拍,虽然是联合导演,因为我的人格魅力。

我说不不不,他兼摄影师,机器在他手上,后来果然一拍起来就是这样,人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然后我去了现场以后发现,他们给费明导演准备了一把导演椅。

大家都知道那个导演椅是折叠的,软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找了一个很矮的导演椅。费明很胖,肚子大,他坐进去以后就站不起来了。

我去现场的时候,费明基本上每一次都睡着了。

那么这个电影拍起来就基本上是照着幕表制拍。

什么叫幕表制?

大家懂戏剧的都知道。剧本拿来看一下,这一场大概齐说什么?知道了以后,那怎么排怎么演呢?

演员随便演。没有一个人照着剧本的词演。只是说这场戏是谈离婚的事,那就谈一谈离婚的事,随便演。

因为这个假导演,不是假导演,就是这个摄影师导演就跟演员说,你不用管机位,也不用管什么,你们随便演,表演是最值钱的。

我来捕捉你的表演。

那么演员就真的就随便演,他说欧洲现在都这样,因为这个摄影师在欧洲待过一段,我也不知道欧洲怎么会这样,我们刚看这片子其实也是欧洲片是吧?然后就拍。

那个时候我还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拍摄运动镜头的办法,就是他不用轨道,他找了一个轮椅,他坐在轮椅上,后面有个小工推他各种拍。

有时候连自己的脚带轮椅的轮子一块都拍进来了。他说这是欧洲的新拍法,后来这个电影拍完以后,我和阎刚就在洗印厂看毛片,那时候还是洗印的。

我们俩在洗印厂就已经大怒了,后来杨健他们就说,以后再放毛片的时候,编剧就不要来了。

后来这个电影完成以后,我看了感觉非常差,还得了百花奖,小陶虹拿了个百花奖最佳女配奖,电影也挣钱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电影。

之后又有一个事,就是我、费明和阎刚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挺高兴的,叫《合同婚姻》。

跟那个导演签的合同,结果很长时间那个导演就没信儿,突然有一天这个女演员何晴就打电话给费明,说费老师你那个剧本特别好。

他说:“你在哪看见剧本的?”

她说:“我在演呢。”

“那你演多久了?”

“演一个礼拜了。”

“开机了?”

“对。”

钱还没给我们。然后就打电话管他要钱,后来导演就说我们现在忙不到你这事呢,我们就很生气,还没有结账呢。

于是我和费明和阎刚还有刘誉,刘誉现在也是大编剧,是《锋刃》的编剧,他开着车带着我们仨就直接杀奔了中央新影的摄影棚。

到那以后在拍一个大场面,有几百个群众演员,男女主演都在,导演一看我们就有点紧张。

《锋刃》

导演说开始,拍了一条。我们正要跟他说话,拍完了以后他说再来一条,又来一条。

第三遍又说再来一条,我说你别再来了,给钱吧。导演说,现在没钱,把制片主任叫来问,咱们还有多少钱?

制片主任说没钱,导演就拿出手机,就拿费明的手机。

我记得是个爱立信手机,是翻盖的,说给老板打电话,费明他们来要钱了,费明你跟他说,费明说我跟他说不着,他俩就在推手机的过程中,阎刚再也按捺不住,阎刚当时没有女朋友,力比多有点过剩,就一拳打过去了,打在这个导演的脸上,叮咣五四一顿打。

我其实很担心,我一直在观察形势,因为现场有三四百人,还有摄制组的人,但没有一个人上来帮这个导演,然后我想着我也是来要钱的,一块儿来的。

我不打也不合适,所以我就象征性地踹了两脚,完全是象征性。

然后把他打完以后,阎刚还在现场控诉,说导演逼着我们,天天追着我们改剧本写剧本,然后不给我们钱之类的话,后来我跟阎刚说快撤吧,人家好像报警了。

那个戏我记得后来还有3万块钱的稿费,后来就赔了这个导演的医药费。

那么剧组就因为导演被打伤了,打伤了以后这个剧组就拍不下去了,然后费明这个时候跟老板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来做这个戏的导演,老板们都贪便宜嘛,费明说我不要钱,给我3000块钱烟钱,我就把你这个电影拍完。

后来老板说可以,又重新组织摄制组把这个戏拍完了,因为这是先后两个导演拍的,最后后期制作的时候发现剪不到一块去。

后来我们在后期想了很多办法,当时这个有关领导也出了很多主意,配了好多的画外音。把这个戏好歹算是弄完了。

电影频道在大年三十晚上《春节联欢晚会》之后推出了这部影片。

看完了电影以后,我打电话给费明,我说这是建国以来画外音最多的一部影片,这是个广播剧。

当时在后期就剪不出来,后来我们看字幕,哗一闪:导演明明。

我说明明是谁?后来剪辑师那小女孩说,费导觉得这片子拍得太差了他觉得丢人,所以署名叫明明。他为什么不叫费费啊?

所以大家看,我们今天说的是电影的事故现场,其实制作上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故是非常多的。

其实我今天更想说一下,我们电影的故事,经常是事故。

我们的事故主要是由外行操纵掌控造成,我们的电影现在经常是由外行、骗子、精神病患者,假装有钱的投资人和假装有才华的创作人一起创造出来的。

它能不成为事故吗?

现在去技术化是一个主要的特征,我们烂电影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去技术化,大家看到了。

但IP和小鲜肉的实质也是去技术化,小鲜肉是什么?

他没有演技,去技术化,他好复制,去韩国或者去泰国整一趟回来就可以做一个小鲜肉是吧?

我有一个戏里边,我的女主演,先不说女主演,我听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居然有些剧组的演员背不下词,就在现场说数字,后期靠配音演员给她配台词。

我在我们剧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怒,大骂这种现象。

我说如果在我的组里出现有演员这么干,那么我剧本的台词我就写1234,你照样得给我钱。

然后旁边有个朋友拉着我说,哥,我们戏的女主角就每天在说数字,她是老板的女朋友,我说那就让她说吧。

最近我还有一个戏,这个戏里边有一个公主出现在过道里,有一个女演员老在过道里,因为我们住在剧组里改剧本。

就说这个演员是谁?他们说她演公主,我说我的剧本里没公主啊,她是我们组的吗,是公主?

后来我才知道,之前投资人跟我们说,你能不能在戏里加一个公主?

我说我们这个戏里不可能加一个公主,他说可是我们已经答应领导了,给他安排一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演公主。

我说你可以让他演别的。演女侠行不行?不,她就要演公主。

我说那我安排不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公主一直在组里。

我说她每天在干嘛?她还每天都开工。

后来我才知道导演偷偷找了编剧,写了一条公主的线,每天也在给她发单子,她也在演。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戏里多了一个公主。

最近有一篇文章,其实不光一篇了,有些人在说,对于IP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我不知道这种片儿汤话有什么意义。

E租宝、传销,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对吗?

IP热就是庞氏骗局,它是骗子搞出来的概念。骗子骗你赌钱,也会让你先赢两把对吧?

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概念啊。英语国家也没有IP这个概念,这是个国际丑闻。

本来他们骗一些傻头傻脑的投资人也就罢了,但他们意欲控制整个影视行业。

一些IP掮客骗子和互联网资本勾结在一起,企图垄断控制影视行业的内容端,企图以平台倒逼制作,这帮骗子一度非常猖狂,居然有人放话出来说,没有IP的剧明年我们电视台一部都不买,就是我们某些台的购片人居然公开这么说,好家伙,你们权力真大,江青都没有你们权力大。

你们指定题材,你们刷数据,你们控制市场,就为了卖你们的垃圾?

太嚣张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客观的媒体人上哪去了?怎么不说不要神化IP了?现在扑街了,开始说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

有的人觉得自己闭嘴会像个傻瓜,那也比开口以后像傻瓜好。

我这些天在研究鲁迅为什么把那么多时间用来跟帮闲吵架?不理他们不就完了吗?现在觉得他们真是影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不吵还真不行。

我一直是主张宽容的,呼吁多样化。

搞IP的这帮人是企图搞垄断,媒体垄断的情况下搞题材垄断,千万不能给他们权力。

给他们权力那就是全国人民只能看“霸道总裁爱上我”和“满朝文武爱上我”这样的样板戏了。

看到这些戏,我就想起马克·吐温说的,人是所有动物中唯一会脸红的,也是应该脸红的动物,就是一些文化垃圾。

其实有喜欢垃圾的,比如乌鸦,我们国家一度进口洋垃圾,最近国务院下了禁令,不许进口了。

据说欧美很多国家都恐慌了,垃圾没法处理了。垃圾消费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我不反对,但是成为市场的唯一产品,我得出来说话是吧?

影视行业从来不需要IP推广,老开一些IP推广大会,还讨论什么IP的价值投资。

我去了,我就说IP什么价值都没有,没价值。他们不知道我们电影界职业的制片人都跟狼一样,他们对项目非常饥渴。

你但凡有一个好一点的故事,他们一定扑上来了,还用你开推广会,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题材,我认识一个制片人,他每天睡觉前必须起三个剧名再睡觉。

好莱坞的大公司说我们也买小说漫画,但前提这得是职业的制片人导演带来的。

电影应该是职业的电影人来搞,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这能避免犯错。

还有人囤好多IP,买好多囤着呢。

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动物,在大草原的牧场上,牛羊的粪便被一种有情怀的动物收集起来,它的名字叫屎壳郎。

屎壳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它是有技术含量的,它能利用月光偏振现象进行定位,并以太空中的银河系为参照做导航。

为了争夺粪球,它们会在大草原上掀起血雨腥风,有些屎壳郎干脆就住在猴子的肛门处,一旦粪便掉落,屎壳郎立刻拿下,而且有些屎壳郎自己并不吃粪球,只玩粪球,囤积粪球。

我一直说,我这些年就是在传播偏见,消除理解,所以不要来说服我。

有些IP也是不错的,对,各人口味不同,你喜欢你的,你们为什么要试图改变我呢?我不喜欢粪球,更不会去吃。

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就是生命。人来自外部的力量是压力,内在的迸发是成长。这是海明威的话,也是戏剧的真谛。

寻找内在的驱动力,是每一个创作者始终要去关注的。

所谓戏的信息量,从来就不是事件多,而是戏剧性。

戏剧性的概括就是一个太专业的问题了,什么是戏剧性?如何产生戏剧性?这是电影创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大家看看今天的影片,事件并不是特别多。高晓松老师最近的文章提到,硅谷企图用大数据生物链这些概念来左右好莱坞,失败了。

好莱坞的电影人是老中医,年龄越大越值钱,说用大数据的话,好莱坞就永远不会拍《辛德勒的名单》《美国往事》,中国也一样,中关村最终控制不了朝阳区,我们影视业就在朝阳区。

硅谷的哲学,中关村的哲学,也就是互联网企业的哲学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创新,与金融资本结合下的技术创新,观念创新。

艺术创作几千年来形式上一直有创新,但是悲剧我们仍然没有脱离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我们依然没有超越卓别林。

文艺创作、电影实质不是创新,技术上不断在创新,但是电影的实质不是创新,是溯源。

比如说有三个主题:

人类最关注的经济权、性权利和权威介入我们的生活这三个主题。

大家去看莫里哀的《伪君子》这个戏,里边的达尔丢夫,他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圣徒,住到别人家里,最后还企图娶人家的女儿,甚至还看上她妈妈,母女兼收,人家还想把财产全给他。

这就是这三个主题:权威介入我们生活,经济权和性权利。

大家去看《芳华》也是权威介入我们的生活、性权力和经济权,写到海南那段,写到经济权利,经济上的分野、贫富,电影在有限的几个主题里边反复的演绎,电影是比什么?是比谁写得准。

《前任3》这个电影是准,但它不是好电影。好电影还要看谁写得深。现在全世界就我们的电影最浅,中国电影往前走必须是往深了走,中关村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准一点,但永远帮不了我们深下去。

这个需要靠老中医电影人自己。当我七岁的时候,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14岁的时候,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21岁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

这是马克·吐温说的,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可能你的心理年龄是14岁,没事要多想想父亲的话和我的话。

《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说,如果你能找到各种证据证明你自己疯了,就说明你没疯。

《飞越疯人院》里一个疯子说,走开,你在吸我的氧气。亨利·米勒说,我要在你嚎叫时歌唱,我要在你的尸体上跳舞。

全世界的电影人都在咖啡馆里谈剧本,码盘子,但是码盘子不是电影的实质。

今天是在电影导演中心,我要说句话,电影最重要的不是导演,是故事,是剧本。

哪怕所有的海报上都没有编剧的名字,但我们心里都清楚,电影的成败就是海报后面那个消失的人决定的。

因为他太重要,所以一定不能让公众知道这个秘密。

电影起起伏伏的票房吸引了我们太多的注意力。对于电影来说,没有什么比高票房更廉价的了。

马丁·麦克唐纳的话剧《枕头人》推荐大家看一下,写因为爱而杀人以及自杀的故事,孩子和自杀是它永远的主题。

《枕头人》说的就是杀孩子。当一个成年人痛苦不堪准备自杀的时候,枕头人会出现,他们一起进入成年人的童年。

在那时趁他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感受到无法忍受的痛苦,枕头人会帮这个孩子自杀。

最后枕头人帮助小枕头人自杀成功了。可是那么多痛苦的人,他们怎么办?这需要帮助多少孩子自杀?

这部戏震撼人心,不光在欧洲,在美国在中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是一个反童话的童话,直指人心。

我们的创作者不乏聪明才智,但我们缺乏力量,我们在文化上智慧上乃至哲学上都缺乏力量。

总是琢磨观众爱看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有力量?诺兰也好,汤姆·斯托帕特也好,马丁·麦克唐纳也好,他们就是我们的方向。

前不久亚洲杯足球比赛,U23的比赛,越南队打进了决赛,这个东南亚的足球弱国这一次创造了历史。

比赛是在常州举行的,常州下大雪,越南队50岁的助教说,他一辈子第一次看到雪。

人生中很多精彩的风景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在预赛就被淘汰了,能看到精彩的人总是比你走得更远。

这是我,一个编剧,在电影的事故现场给您带来的报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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