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三十年前，1987年9月9日的那个清晨，我们全家人在医院又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医生告诉我们兄妹：不要离开，这将是父亲最后的日子……
那天清晨，天上下起了小雨，我打着伞独自外出去买一家人的早餐，当我提着早餐回到病房时，楼道里传来医护人员慌乱的脚步声和哥哥姐姐们焦急的呼喊，我知道那最后的时间了，亲人分离的时刻注定是要到来了。此时病房里推进了各种抢救设备，医生正准备做最后的努力。作为华西医学院校长的母亲摇头说：不用了，让他静静地离开吧……
连日的秋雨带着所有的温暖
接下来的几天里，成都下起了连日的秋雨，犹如我们的眼里盈满的泪水滴落，一个夏日的暑气渐渐被吸尽，犹如仿佛是要抽走父亲留下的所有温暖.......
三十年过去了，哀伤早已淡去，思念却从未放下。每到9月9日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总会来到父亲“身边”，让他看看他的孩子们，还有那些他从未谋面的孩子们的孩子们。其实不用悲切，哪怕一阵阵嬉笑和话语，也是为了让他不要孤寂......
三十年过去了，再回首时才发现我们对父亲的过往竟是那样的陌生。带着这份谜团我的姐姐踏上了寻访的路——山西，这是我父亲来到成都之前人生的站点。
父亲的墓前只刻着“燕赵老夫”，足矣
在姐姐的寻访日记上写到：在父亲七十八年的生命中，有一段重要经历的发生地曾经离我们很近，却一再被错过。就在父亲离去整整三十年的这个盛夏，我决心去弥补遗憾，了却心愿。此行所到之地，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叫晋绥边区。
‘’从1936年入晋，到1949年调任十八兵团民运部长随军南下‘’，一次偶然发现，这是父亲亲笔填写的这份履历表，这便成为我此行的向导。
1936年毕业于中国大学经济系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河北藁城一个富裕家庭，在中学时期的父亲就注定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学生，几次因为参加学潮和家庭决裂。1930年就读北平中国大学附属高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32年考入中国大学更是不断接触新思潮，在大学时期参加为鲁迅先生护灵工作。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就是父亲的战场。1936年夏季，父亲从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
山西牺盟会旧址
大学毕业后的父亲并没有留在北平，也没有回到富裕的河北老家，更是放弃了当时北平政府对一个大学生敞开的大门，他做出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决定——投身到抗日运动中去！
1936年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对祖国未来的忧患让父亲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毕业后的父亲带上学校发给每个毕业生的《中国（国立）大学1936年毕业生画册》，还有他心爱的京胡，来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投身抗日救国的道路。
牺盟会入会誓言
“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当时山西阎锡山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产物，最终由共产党取得了控制权。但这段历史却被尘封起来，很少有人真正了解。
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这便是父亲来到太原的第一站，它是牺盟会培训人才的大本营，像父亲这样来自北平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山西省国民师范学院旧址
在国民师范牺盟会总部，父亲正式加入了牺盟会。来到这里，我仿佛听到父亲和他年轻的伙伴们宣读誓言的声音。在这里父亲参加了民训干部教导团的培训，后来又参加了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成为当时牺盟会培训的重要干部队伍。
“海子边”是当年牺盟会举行大规模抗日宣传活动的地方，也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站在这里我闭目仰天，仿佛跨越时空和父亲站在同一个天地之间。
在牺盟会博物馆墙上的看到父亲的名字
在陈列馆的墙上我看见了父亲的名字，思绪又仿佛被带回到八十年前七月八日的那一天：
1937年“七七事变”第二天，父亲受命于危难之中，被派往兴县任牺盟会特派员兼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及自卫游击大队政委，在这里工作了十三个月。兴县地处晋陕交界区，父亲经常活动的黑峪口村就在黄河边上，对岸是陕西的神木地区。
牺盟会工作一览表
1938年6月，山西牺盟会先后排出180名特派员分奔赴各县建立各县牺盟会组织，发动各县工、农、青、妇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同样是七月酷暑，坐在空调车里也是大汗淋漓，很难想象当年的父亲是怎么工作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我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父亲的热血温度。
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沿着牺盟会博物馆图表的指引，跟着父亲的脚步，我来到了这些破旧的保存遗址，我无法相信当年的工作环节是何等的艰辛，那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
父亲到县中学去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动员，告诉他们侵华日军的罪行。每一个老师和学生又是一个宣传员，他们会影响到更多的人，集结起了农青妇各界的抗日力量。
抗战时期旧址
在记载中看到：就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父亲组织培训了200多名牺盟会乡村干部，在37个村建立了牺盟会组织，先后武装起来的群众就有2600多人。“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是当时兴县的真实写照。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使兴县很快成为陕北与晋绥抗日前线之间重要的人员和物质通道。
工作人员告诉我：蔡家崖也是父亲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后来成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所在地。后来父亲调离兴县之后也曾多次重返蔡家崖开会，并参加晋绥党校的学习。
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看到父亲的足迹
我来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墙上的文字里记录了父亲的足迹。1938年9月，父亲被调到吉县的牺盟会总会从事组织工作，又先后在牺盟会太原中心区担任组织部长和秘书（即负责人）。这一时期，交城、文水、阳曲、静乐、清源、徐沟、汾阳、孝义，都是他工作和战斗的地方。
1939年“十二月事变”发生，阎锡山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牺盟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奉调关头根据地，担任晋西北八分区抗联主任。
关头村的古庙就是当年父亲的工作总部
关头村的一座古庙便是当年八分区的工作总部，新漆的门头看不出岁月的沧桑，走进其中仿佛也听到当年抗日的战歌嘹亮。
庙门口写着晋绥八分区机关旧址
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结束在晋绥分局党校短期学习的父亲，奉调前往对敌斗争形势严峻的交城县，任抗日政府县长。
当时日军出动大量兵力，欲切断以交城为中心的八分区与大后方的联系，扫荡杀戮，碉堡林立，满目疮痍。当时的交城实际已经沦为敌占区。
照片中间为父亲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奉命“把敌人挤出去”，领导民兵武装创造了各种干扰偷袭战法，一个一个地拔除敌据点，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在博物馆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那是1944年的珍贵照片。除了父亲的名字我也看到另一个熟悉的名字：康世恩。
下图最右为母亲，前排下蹲者为华国锋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父亲认识了同样参加抗日革命的母亲，他们互相支持着走过最为艰苦的岁月。尽管他们相聚的时间很少，但他们依然彼此珍惜。
在日军实施分割扫荡的严酷局势下，地方政府工作千头万绪，征兵、筹粮、制装、运输、修路、救伤……件件不易。
交城县米家庄的老戏台
交城县米家庄，曾经是县政府所在地，父亲经常在这里开展工作。村口的老戏台，还有1200年历史的老槐树，一直在父母的记忆里。
父亲曾经住过的小院
这是父亲曾经住过的小院子，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依然是那么亲切。在老乡的指引下我来到这个小院，交城县野则河村，父亲曾住在这个院子里，当年日本军队的炮楼就建在后面山上。
沙家沟的老教堂
老乡告诉我： 沙沟村，是交城县抗日政府的主要驻地。我来到建于1936年的教堂， 这是当年开会和集结抗日武装的地方。
老乡们和我聊起那时的事
在村里，我见到这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乡，他们告诉我在年轻时都见过父亲，聊起往事他们兴头十足。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父亲居然还在沙沟村举办过物资交流会，纺线机、织布机、棉花布匹粮食，件件与支前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现在想来还真是不可思议。
1946年父母的结婚照
1946年，父母在沙沟村结婚，也许他们的结婚照没有浪漫，但在今天看到也是如此弥足珍贵。 抗战胜利后，父亲再次被调回交城县任县长。1946年任八专署副专员、专员。1948年晋中战役打响后，父亲担任了战役支前总指挥。
在这里我看到一篇旧闻：新华社晋中前线22日电（1948.7），民主政府八专署专员米建书（带一名警卫员）因公途经汾阳文水 俘获敌军40余人，缴获枪支子弹一大车该消息载于《晋绥日报》1948.7.23头版，报上幽默地说是两人趁着夜黑干了一件大事。
解放战争时的父亲
“从1936年入晋，到1949年调任十八兵团民运部长随军南下”。书写简历时父亲把在山西的这段艰苦岁月，浓缩成了时间、地点、部门、职务、证明人，简简单单的二十三行文字。
翻看姐姐的寻访记录，她是按照父亲的指引，去了能找到的地方，见了能找到的老人，为父亲的山西经历补上了一些文字和照片。但这依然只能算是一份简历，不需讲故事，更不必赘述寻访经历仅以最平实的图文向父亲的青春岁月致敬。
晋绥十三年，父亲一直做地方工作，有时在根据地，有时在敌占区，从发动群众到组织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再到全力解决主力部队的人财物衣食行，晋绥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持和参与，铸就了抗击侵略者的“铜壁铁墙”，也成就了父亲的报国之愿。
彼此的凝望
时光飞逝 岁月匆匆，现在能为父亲做的是不让这一段历史从我们手中流失。了此愿，心即安！
今天，是父亲三十周年忌日，母亲伫立在墓前，看着我们说笑话语。母亲说：父亲能听见，如同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
谨将此文献给和父亲、母亲同样在晋绥边区战斗过的战友们！
